三世:你是莱索托人民的老朋友

2019-01-04 03:36栏目:国际

  法制晚报讯 在驻外使领馆工作,除了大使,最好人人自己能开车,这样方便。一到驻莱索托使馆,我就学开车。我的师傅是一位非洲老太太,她比较严厉。即使休息时,她也要求我把双手按行驶时的姿势放在方向盘上,要是我偷懒,她就一巴掌打过来。她还要求我把脚始终放在刹车位置,我一疏忽,她就一脚踢过来。严师出高徒,我在较短时间内顺利通过了考试。我开车接送携带重要文件的信使,也接待国内来访团组,更经常跑当地政府部门。

  为了给国家省点儿钱,小梅学开车由我教。我严格要求,但没打过她,也没踢过她。小梅也通过了莱索托警方的考试,拿到了驾照,也能独立地到机场接人送人。国内去的人都很惊奇:大使馆出了个女司机,开车也保持了无安全事故的记录。

  那个时候,中国驻外人员生活比较艰苦,最大的问题是孤独。不像现在,大家可以看卫星电视、上网、打手机,能知道国内的情况。当时没有长途电话,国内报纸好长时间后才能看到。两次非洲工作的经历使我明白:外交官必须耐得住寂寞。外交官不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总是西装革履、觥筹交错。风光背后有不少苦楚。我当时甚至觉得,一个人太单调,有两个人吵架也是好事……我们同非洲的友谊是以对祖国的思念为代价的。当然,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我们无怨无悔。

  那时我的儿子只有六七岁,放在北京让姥姥、姥爷带着。我和小梅想孩子的时候,我靠写信安慰自己。

  禾禾,亲爱的儿子,我正在地中海上空给你写信……使命是光荣的,我知道。但对你,却欠下账。去东欧前答应过你,回来后一定陪你去逛北海公园,谁知居然没有时间了!这次别离,我又许下诺言:“别难过,孩子,我会来信,很长很长的信,每月至少一封。”我是真诚的,再不会食言。在分离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以便使我们对再见的希冀充满愉快的内容,使再次会面的我们比现在更坚强、更有知识。

  这是1983年7月31日我在巴黎飞往莱索托的飞机上给孩子写的第一封信。在莱索托的那两年,我和小梅知道孩子还读不懂信,但仍坚持给他写,介绍非洲和我们俩在非洲的工作与生活。

  莱索托与南非隔着卡莱登河,河不是很宽,旱季有些地方会干涸。我们使馆距离这条界河不远。休息的时候,我与使馆的同事常跑到河边玩。大家有时显摆本事时,举行扔石块“比赛”,谁扔过去就是扔“出国”了。我开玩笑说,要是谁有力气,踢足球一脚把球踢过河了,可就麻烦了,球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当时中国和南非还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去不了南非,没有签证去了算非法入境。

  我们使馆团结快乐。晚上常由一个人值班,4个人玩扑克,最喜欢打“升级”,也叫“提拔”—挣足40分或赢得最好一役的那个组可提一级,如果两者皆得,则提两级。这种打法,我十几年后向美国几位议员朋友推荐过,他们觉得比桥牌更有趣,更难学。

  马塞卢的夜晚宁静而迷人,银河低垂,好像会从不远处一座平顶山上倾泻下来。我们常躺在草地上,仰望着星空,有时也出去听莱索托朋友摆龙门阵。

  日子是忙碌的,也是短暂的。我在莱索托的两年任期很快结束了。真是小国家大舞台,这次临时代办的经历让我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让我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如何打开局面。我带着新的收获回国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

  我一直惦念莱索托。2005年1月,我重返阔别了20年的故地,受到莱索托外交部和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我去之前,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刚做过膝盖手术。他对中国驻莱大使仇伯华说,李肇星外长是莱索托人民的老朋友,又是专程远道而来,即使扔不掉拐棍,他也要见一见。我荣幸地见了国王、莫西西里首相、莫莱莱凯外交大臣,相谈甚欢。

  在使馆,我吃惊地看到一位熟悉的当地员工。20年过去了,他仍在为中国使馆工作。我送给这位老人一部收音机,和他手牵手合影留念。从他身上和那次访问中,我再次体会到莱索托人民对中国的深情厚谊。这份友情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