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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基层医改“彻底”吗?

时间:2011-03-15浏览:92设置

         医药目录待扩容,医疗力量难补充……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认为,基层医改尚存不足。
 
  “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扛。老乡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向记者描绘2003年新农合之前的情景。

  这是汪春兰第14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是世界十大网投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同时也是世界十大网投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她带来了一份长达7页的《关于解决基层医改试点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我是看着农村医改一步步走过来的,2003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开始实行了以后,筹资标准从最初的30元到后来的50元、80元提高到120元,如今达到250元,成效是明显的,步伐非常快!”汪春兰说。

  “跟农村没完没了”

  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提了70多个议案和建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农民。
  中国首轮市场化医改之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在医院为人民看病的汪春兰感受非常的明显,“有的农民治疗到一半被抬走了,因为没钱,看着非常心酸。”汪春兰说。

  其实,我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当时,汪春兰记得每个村都有一个集体的卫生室,农民花很少的钱就能治疗一些常见的病,在当时被誉为用集体经济解决数亿农民看病问题的典范之举。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很多村卫生室被个人承包下来。卫生室开始以市场价格定价药品和诊疗费用。由于村卫生室的诊疗机构简陋,没有科室之分,除了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症,农民大多去乡镇中心医院看病。但在市场化改革中,“以药养医”政策导致药价虚高,住院费用昂贵,收入有限的农民面对疾病,只能“实在不行才往医院抬”。

  为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98年,汪春兰递交了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份议案就是《动用国债资金建立中西部地区农民大病保险的建议》,之后又陆续提出《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建议》、《建议从源头解决“看病难”问题》等。

  安徽省是劳务输出大省,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也引起了她的关注。“我记得,有一个18岁的男孩子,在上班的第7天,大拇指就被电锯切掉了,当时找到了我。”男孩当场就问汪春兰,“要花多少钱?”汪春兰初算后让他准备1万多元,男孩当场哭了。原来,工厂的老板开始给了5000块钱让男孩自己去就医,之后又加了2000块就走掉了。

  2002年,汪春兰作为领衔人,联合其他35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联名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工权益保护法》的议案,农民工权益问题首次在全国两会上讨论。

  汪春兰所在的医院是合肥市的三级甲等医院,也是全省最大的医院。作为整形外科医生,她的病人一般都是天生畸形的,这些病在农村比较多,另外就是后天工伤、车祸造成的残肢等。汪春兰说,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基层,“他们的生活在看病过程中我都能了解到”。
 
  有人对汪春兰说,你怎么跟农村没完没了?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她对农村是有感情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曾下放到农村当“赤脚教师”,在那两年中,她真正感受到农民的朴实和善良,农村就是她的第二故乡。

  新医改为何“养闲”?

  如今,在乡镇中心卫生院、村卫生室,安徽省的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推行一年多了。而在实际了解中,改革伴随的种种问题已开始浮现,这让汪春兰急在心头。

  2009年3月启动的“新医改”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五大任务之一。按照国家要求,县(市、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取消15%的药品加价,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以药补医’的机制是长期形成的,现实中,药品加价比例非常高,乡镇卫生院普遍达到60%以上,村卫生室达到80%以上,如果仅仅取消15%的药品加价,难以根本改变现状,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收入、药品加成等方面差异很大,补多少?怎么补?”安徽省医改办主任沈卫国指出了现实。

  另外,新医改后,国家规定了医院必须按照统一的医药目录作为基础药品用药,但是,在实行过程中,药品的效果却打了折扣。“你比如说感冒药,乡镇农民最常用的‘三九感冒灵’就没有,而一些厂家生产的感冒灵才四块多,便宜是便宜,老百姓不爱用。”另外,医改规定了基本的药品目录范围太窄,慢性病、高血压、老年病患者及小儿用药、急诊药品少,老百姓就买不到合适的药,而医务人员看病也受到局限。

  汪春兰在下乡镇调研中还发现,新医改后皖南的一家镇医院竟然出现病床闲置的现象,而其他乡镇中心医院也同样存在。

  “这是全县最好的一家乡镇卫生院,病房还带有卫生间,条件很好,但是没有病人。”汪春兰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家在乡镇医院的诊疗设施上投入很大,但是新医改后,部分基层医院的手术病人和住院病人锐减。

  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汪春兰开始走访调查。原来,以前新农合只能在住院时报销,而如今门诊看病也能部分报销,很多病人买了药就拿回家治疗了。
 
  造成乡镇医院资源闲置的另一个原因是医院职责不明。新医改前,医院为了获取收益,能够解决的病症和手术都留在医院,而如今回归公益性之后,资金来源于财政,乡镇医院就把一些可以完成的手术推给了上级医院,规避风险。

  “比如一些宫外孕、脑淤血的手术,为什么医改前可以做,医改后就不能做了呢?”对于问题,汪春兰针砭时弊。她建议,设立基层医疗风险基金,让医疗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消除后顾之忧。

  农村医疗人才之困

  在基层医改中,公共服务成为基层医疗机构的重要职能,并与人员考核挂钩。因此,很大一部分基本医疗的人力被抽调去做公共服务,包括落实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及服务,普及卫生保健常识,实施重点人群及重点场所健康教育,开展健康引导等等。

  但基本医疗服务反而被忽略了。汪春兰说,要摆正公共服务和基本医疗的关系,绩效不仅要和公共服务挂钩,更要与基本医疗挂钩,而且要以基本医疗为抓手,来带动公共服务。

  现实中,基层医疗人员的待遇偏低,导致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人员大多是专科生,本科生都很少。“有些乡镇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才1000多块钱,这大大限制了基层医院的技术和服务水平。”汪春兰告诉记者。

  如此,基层很难吸引一些优秀的医务人员。“刚开始也有本科生来,但由于刚刚大学毕业,缺乏经验,一方面,人们对他们的诊疗技术也不信任;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进步的动力。后来,也都离开了。”汪春兰惋惜地说。

  为此,汪春兰建议,政府部门要制定短中长期的规划,构建基层医疗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定期开展对社区医务人员的免费技能培训。另外,还可以派遣有实力的医疗队长期驻扎在基层,开展帮扶帮带工作。一方面使患者实现就近就医,缓解上级医院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取得了老百姓对于本土医生的信任,真正实现“小病进社区、大病不出县”的目标。

2011年03月15日 00:20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http://finance.jrj.com.cn/2011/03/1500209447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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