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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过60年”系列报道之六】闪光的足迹――访“老东南人”黄叔仁

时间:2009-11-03浏览:285设置

    60年前,就读东南医学院的黄叔仁老人25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是个大学五年级的学生,同时也是东南医学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和新民主义青年团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学校内迁安徽的时候,黄老担任学生“内迁大队”的大队长,负责组织学生进行内迁的动员、组织、联络、先遣、运输等工作。60年后,黄老已经是一位头发雪白的85岁老人。当记者问起内迁的情景,黄老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如同昨天。

支援内地 寻求发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为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上海,发出了“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等六大号召,《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当时的国家高等教育,院校数量不足,高等学校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在上海,仅医学院校就有6所,而不少内地省份医学教育却一片空白。这种高等医学教育的布局和发展不合理不平衡的局面,既不能适应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号召上海各高等院校内迁,支援内地建设和发展,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949年暑假期间,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汤蠡舟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崔义天会晤,在探讨东南医学院未来发展时,双方都认为东南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面向广大农村去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派员到学院察看后,根据学院的现实情况,建议东南医学院迁校,赴内地开展农村卫生工作以求新发展。8月3日,东南医学院校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率先响应政府号召,一致通过了内迁的决议。随后,学院马上成立了内迁筹备委员会,正式筹备内迁事宜。

                                                      组织动员 苦口婆心
 
    作为学生“内迁大队”的大队长,在做学生动员工作时,黄老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上海的生活水平是全国最好的,而安徽在上海人的眼中就是穷乡僻壤。在学生中,年级低一点的拥护率还高些,在高年级特别是五年级的同学们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到六年级时,学生就要到上海各大医院实习,结束后有很大机会留在上海。当时五年级56个同学中有32个人联合签名表示不去安徽。学生中还有“三青团”组织势力在搞破坏,斗争很激烈。
为了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内迁,黄老所在的学生会组织全体学生开展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活动,团建工作也把配合迁校工作作为重点。黄老和学生会成员分头在学生中间谈心、做思想工作。黄老说,当时他的一个女同学非常反对迁校,到处说:“大家姑娘很漂亮,不愁嫁不出去,为什么要去安徽?”黄老就与学生自治会骨干定期找她谈心,向她说明内迁的原由、展望个人和学校的前途。学生自治会还组织读书会,让大家学习当时的报纸和社论,发动学生听时政报告,利用团小组会、团组织的班级活动等发动团员了解内迁的原因,探讨学校的前途等,经过细致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大多数反对的学生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包括那个反对的女同学,也积极要求随同学校内迁了。

上海――怀远――合肥

    东南医学院与皖北行署会商的结果,认为安徽怀远县城教育基础较好,且有美国教会遗留的民望医院、民康医院及怀西中学、培德女校等院、校舍和部分设施,迁往那里最为合适,1949年12月28日凌时45分,东南医学院正式开始内迁。黄老所在“内迁大队”主要负责将学院和附属医院的仪器设备和教学器材装箱和托运。这个过程足足用了4个月。学校动用了两列火车,12节车厢,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行程,将学校和附属医院的设备全部运到了蚌埠。黄老为了看守行李和设备,两天两夜没敢合眼。到了蚌埠的旅馆,在隆冬的夜里铺着稻草的地铺上,黄老一觉睡了20个小时,等醒来,才发现身上都是跳蚤和虱子咬出的红疙瘩,奇痒无比。从蚌埠到怀远,只能走水路,黄老和大家又将所有设备卸下装船,在水上走了一个白天。到达怀远的时候,大家都累得精疲力竭了。

    到了怀远安排下来,次年1月16日学校正式恢复上课。当时怀远也有各种敌对势力搞破坏活动。刚解放,怀远的形势也很复杂,晚上时有枪声和零星暴动,黄老和学生会的骨干们经常带枪彻夜守卫。这年夏天,怀远发生了大洪灾,黄老又与同学们组织队伍将粮食送到受灾的群众手中,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与教职员工一起,组织医疗队下乡防治疾病,深受当地群众好评。

    1951年6月,学院奉皖北行署指示,为适应皖北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同时也为谋求东南医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学院必须全部迁建合肥。此时黄老已经毕业,很多毕业的同学都参加抗美援朝了,黄老和12位同学被学校留了下来,他们被戏称为“十三太保”。他随同师生们一同来到了合肥。1952年5月12日,学院在合肥恢复上课。

    当时的合肥,在东南医学院的师生们看来比怀远更为落后,主干道长江路是泥巴路,没有下水道,晴天就象黄土高坡似的风沙弥漫,雨天就是泥浆当道,要穿高筒雨靴才能行走。当时电力紧张,经常停电;没有自来水,学生每人每天发半脸盆塘水,要用这个水完成一天的使用。“当时附院建立的两层门诊楼,有250张病床,在合肥算是响当当的建筑了,多少人称赞漂亮;现在呢,估计都没有人要看,”黄老笑着说:“如今学校的变化是天翻地覆啊,只有大家过来的老人才能体会!”

    埋头行医 造福社会

    黄老留校后师从著名眼科学家张锡棋教授,历任世界十大网投医学系眼科学教研室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数十年来,他在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中,着重于眼底病及我国传统医学的研究,特别在用现代主流医学结合传统医学治疗眼底病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他出版和主编了《高血压病眼底图谱》、《眼病的辨证论治》、《眼病辨证论治经验集》《临床眼底病学》、《眼病图谱》、《眼底病诊断与治疗》等,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安医工作的这么多年来,黄老曾任中华眼科学会第三、四、五届委员;安徽省眼科学会第四、五届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眼科学会理事。此外,还曾任《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眼科研究》、《中国实用眼科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等杂志编委;《临床眼科杂志》主编。

    1956年,黄老因在省内率先开展光学角膜移植术、人工晶状体植入术,获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及安徽省卫生系统先进工编辑称号,1980年因提出高血压病眼底五类分类法,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大会奖,1994年因《临床眼底病学》问世,获安徽省教育委员会科学进步奖。

    说到个人取得的成绩和学校的飞速发展,黄老深有感慨,他说,我的感想就是一句话:校运与国运紧相连。没有北伐的胜利,就没有东南医学院的建立;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就没有东南医学院的发展;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没有学校如今的日新月异。从我个人来说,没有学校的培养,就没有我所取得的这点成绩。

    说到动情处,黄老挥笔写下一首七言诗:

校运常同国运连,
凄然旧事已昭然。
愿我师生齐振奋,
中华崛起赖铁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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